投资与借贷的是是非非

投资与借贷都作为一种理财行为，皆可被界定为广义的“投资行为”。然而，“投资”与“借贷”作为一种皆是一方出资给另一方，并获取一定收益的行为，往往极易被混为一谈，更多的时候往往“名为投资，实为借贷”。如何在具体的理财考量时，在难辨你我的二者之间做出正确的取舍，选择更适合自己的投资行为，尤其在理财观念已渐入每个人心中的今天，如何以最小的风险获取最大的收益，是每个人最为关心的。

且从以下案例辨识“投资”与“借贷”的纠葛与利弊。

案例（一）

2010年初，A公司与B公司签下了一份《投资协议书》。双方约定A公司对B公司增资扩股100万，不参与B公司的经营管理，但是不论B公司盈亏均按照月利1%收取固定利润，投资期限为1年，到期后B公司股东按照原价回购A公司所持股权。100万投资款到账后，B公司仅在前两个季度依照约定支付给对方投资收益，随后就停止了支付行为。A公司多次催讨无果，遂将B公司及其股东告上法庭，要求其返还100万元投资款并依约支付拖欠的6万元投资收益。

法院审理认为:双方的合作行为名为投资实为借贷，《投资协议书》无效。最终判令B公司返还A公司100万本金，收缴了A公司之前从B公司取得的收益。对B公司处以相当于银行利息的罚款。

案例（二）

2007年4月13日，刘某与他人合伙开办的公司，因缺资金周转，刘某便找到其亲戚周某，要求周某借50万元钱给自己，周某见刘某的公司年年赢利，便提出将这50万元作为入股资金，双方约定：不管张某公司是否亏损，周某每年可分得红利30000元。

2007年、2008年,刘某按照双方约定每年分给周某红利30000元。2009年，因刘某的公司亏损，刘某未支付周某红利。2009年12月，周某找到刘某要求其偿还入股资金50万元及拖欠的红利45000元，刘某则以公司亏损为由要求周某共同承担亏损。为此，周某向法院提起诉讼，请求判令被告刘某偿还投资50万元及应得红利45000元。

法院在审理中查明，被告刘某所开办的公司系一家由自然人出资成立的有限公司，注册资本为500万元，营业期限自2004年4月26日至2014年12月5日。从2004年3月被告公司提交的工商年检报告看，该公司成立以来，既无股东变更登记又无资本金变更登记，在公司章程“股东名称和姓名”条款中也无原告周某姓名。

"知讼"认为：

当所谓的投资关系发生纠纷并诉诸法院时，当事人出于维护自身利益，经常会故意混淆实质意义上的“投资”的性质：当公司赢利时，投资者希望将“投资”理解成股东出资，以便多获利；而当公司经营状况不佳或亏损时，投资者当然希望给公司提供的是借款，从而避免股东应承受的风险。

显而易见，投资与借贷的最核心区别在于，投资是共担风险、共负盈亏，收益是不确定的；而借贷则是定期收取本息。此外，重要的一点在于，投资收回的是效益，投资本身一般是不能收回的，禁止“抽逃出资”；借贷则是可以并且应该收回的。

案例（一）的关键在于确认投资协议的效力问题。从案例（一）看出，A公司与B公司的投资协议，名为投资，实为借贷。以最高院的司法裁判来看，企业之间以项目投资协议为名、收取固定利润的合同，其实质为企业间的借贷合同，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，应属无效。

而案例（二）的关键在于定性所谓的“投资款”是属于借款，还是股东出资。不同于案例（一）的地方在于主体不同，此案涉及的是公司与个人之间的投资关系，排除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，只要利率不高于法律规定上限，其投资行为是在法律保护范围内的。

需要注意的是，在如何界定是借款还是股东出资的问题上，从股东出资的程序也可明确辨识。以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出资为例，不仅要考察是否履行严格的表决程序和登记程序外，还要看投资者和被投资公司之间的合意，以及投资者所行使的权利义务。因此，案例（二）的投资款应被认定为借款。

从上可见，在投资的细节上值得充分考量，投资有风险，借贷较保守，在把握自我经济状况的基础上，认清投资利弊，谨慎选择自己的风险偏好，切勿投机取巧，以投资为名，借贷为实，一旦发生纠纷，法律不予保护。